“乡土教育”教材——民间制造 《现代教育报》朱寅年 2006-12-6

   

近年来,随着教育改革的推进和教育观念的多元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乡土教育,并且很多组织或学校正在将乡土教育的理念付诸实践,在乡土教材的编写和使用方面进行着许多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12月1日至2日,记者从由民间教育公益组织北京天下溪教育咨询中心、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与人力资源研究部联合举办的“乡土教材开发研讨暨培训工作坊”交流活动中获悉,全国已经有许多民间教育公益组织编写出了诸如《草海的故事》、《霍林河流过的地方》、《回到我们的山寨》、《我爱母亲湖》等大量的乡土教材。

 

“认识自己”、“留住根”

参加这次培训交流的有来自全国15个省市的不同公益组织和学校。

北京天下溪教育咨询中心负责人梁晓燕告诉记者,开展这样的活动是“为了让从事乡土教材开发的各地同仁互相交流成功经验,探讨遇到的问题,学习乡土教材编写及推广的各种模式和方法,探讨乡土教材的理念及呈现方式、组织方式、编写过程、推广方法等。”

这次活动的资助方是香港乐施会。说起编写乡土教材的意义,乐施会项目负责人腾云对记者说:“我们从小读过很多介绍各地的课文,但我们很少知道自己家乡的风土人情,这是很大的缺憾。”

在她看来,乡土教材的编写,对孩子们从小了解自己的家乡,是很好的途径。

北大著名教授钱理群曾在一次讲演中说,现在的青少年有一种整体倾向:逃离乡土,对乡土有认识上的陌生感、情感上与心理上的疏离感。他痛心地说:“这就是失根,会最终导致一代人民族文化的缺失。要想立足大地,先得认识脚下的土地,保持住自己的根。在这个层面上,乡土教育不仅是爱家乡的教育,也是人与土地关系的强调。”

2003年,钱理群教授为他曾经工作过18年的贵州编写了面向中学生的乡土读本——《贵州读本》,其序言的标题就是《认识你脚下的土地》。

可喜的是,国家在新课程改革中,倡导三级课程体系,即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特别是校本课程里,给地方乃至学校、民间组织在编写各具特色的课程上预留出了很大的空间。

据了解,北京大兴区团河小学就编写了自己的“校本课”乡土教材,名称叫《大兴——我的家》。内容包括大兴的地理历史、风土物产、民间艺术等。

 

环保乡土题材受关注

在北京天下溪教育咨询中心举办的这次活动中,记者看到了来自各地众多民间公益组织经过大量调查和研究编写出的乡土教材。

既有介绍本乡本土历史风俗的教材,如世界自然基金会组织编写的关于上海崇明县的乡土教材《家在崇明》、云南省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究会组织编写的《回到我们的山寨》等;还有关注学生的生活手册,江苏无锡市东林小学组织编写的小学生生活指导手册、香港小平教育基金和清华大学、云南香格里拉县尼西学校编写的《综合实践活动指南》、北京师范大学的相关组织编写的乡土实用生活技能教材《好日子等着你》等。

但记者也发现,似乎民间组织对环保的话题更为关注,这也许是目前民间公益组织比较便于切入的一个领域。

记者看到,介绍本土环保内容的教材占多数,如北京天下溪教育咨询中心组织编写的《草海的故事》、《霍林河流过的地方》、《白鹤小云》、《与鹤共舞》、《扎龙》等一系列地方乡土教材,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组织编写的《生活与环境手册》,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武汉小组组织编写的湖北洪湖市湿地自然保护区的乡土教材《我爱母亲湖》,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组织编写的《其其格的故事》,云南师范大学环境教育研究中心组织编写的《爱鹤护鹤我能行》,“根与芽”民间教育项目组织编写的白水河小鱼洞乡土教材《青山绿水我的家》,厦门大学的大学生社团组织“红树林保育联盟”组织编写的《海之子》,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组织编写的小学补充读物《鲁班滩的传说》等一系列丛书,云南生态网络组织编写的《可再生能源农村读本》,民间环保组织“绿驼铃”组织编写的《甘肃民勤荒漠化环境教育乡土教材》,安徽省的民间环保组织“绿满江淮”组织编写的《淮河保护乡土教材》,广西医科大学绿色沙龙环保协会组织编写的《绿色希望》,等等。

 

注重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作为民间公益组织的云南省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究会,他们组织编写了西双版纳景洪地区的乡土校本课程《回到我们的山寨》。

该组织的负责人尹仑说,他们在这本乡土教材的编写过程中,非常注意把山寨的传统人文知识呈现出来,这包括传统的科技知识、传统的社会组织及运作、传统的教与学的活动交流,还有基于自然资源知识的传统价值和信仰体系等。

而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的战洋认为,在乡土教材中既要注意传统的地方性的内容,也要有现代生活方面的内容,以引导孩子们珍惜本土的传统,还能使他们更好地适应现代生活。

战洋介绍,在他们的“生活与环境”的乡土教材中,有涉及本地传统的篇目,如“‘方祥’的由来”、“最热闹的节日”、“你知道几种刺绣的方法”、“从山寨到遥远的东西”……也有涉及现代生活的篇目,如“河水和洗衣粉”、“你的身体需要什么?”、“怎样买东西”、“你会给自己的花销作预算吗?”、“学会识别商标”……

他认为,这既能增强当地人的自信心,对促进当地文化的多样性也有帮助。

 

依靠当地力量编写

北京师范大学的张莉莉教授认为,对于乡土教材,我们缺乏开发和开掘。而在开发过程中,学者、民间组织和一线教师的合作是很必要的。

云南香格里拉县尼西完小的陈峰老师介绍说,在编写教材时,他激发学生的参与积极性,让学生们到田头地角进行调查。在一家公益组织的帮助下,他们有了一台照相机,他就让孩子们拿着它去拍摄。

陈峰老师说,为了让孩子们调查顺利,他还让他们注意作调查记录,比如“我的家乡在哪里?”“有多少人?”“我家处在村里什么位置?”“我们家庭的历史故事”等等。孩子们利用每周安排的两节课时间和放学后的时间,去做这些他们很感兴趣的事情。

为了了解当地的黑陶技术的历史,孩子们调查之余,还自己学着动手,竟然开发出了一些黑土陶的产品来。“这使学生在调查、写调查笔记、操作动手等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学生做这些事有兴趣,也促进了他们的课堂学习兴趣,所以家长们都很支持。”陈峰老师高兴地说。

而甘肃民间环保组织“绿驼铃”在编写《甘肃民勤荒漠化环境教育乡土教材》时,得到的教训是,由于经费紧张,到当地了解情况少,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当地人来参与,所以教材编写的不是很成功,教材内容死板。这也令他们感到寻找当地力量的支持和参与很重要。

而组织编写《我爱母亲湖》的湖北洪湖市的退休干部陈大鹏则感到自豪地是,他不但争取到了当地领导和部门的支持,而且调动当地的13位年轻教师来主动做这个教材,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今,该教材已经在当地学生课堂上开始讲授。

 

教材编写、推广的问题思考

参与编写乡土教材《拉市海》的北京天下溪教育咨询中心志愿者王小平是一位图书出版方面的人士。这次参与编写乡土教材《拉市海》,给了她很多感受。

为了编写关于云南丽江的拉市乡的乡土教材,他们于2005年11月就赶到当地进行调研,查找当地的资料,熟悉当地的情况。接着分头进行入户调查,与当地的小学老师接触,让他们来分担写作任务。经过几番折腾,用了一年的时间,最后弄出了这本并不是很厚的教材。但付出的心血却是很大的。

接着,教材的推广就成了他们要研究的内容。他们安排当地的老师进行试讲,还进行评课。教材发放后,他们还举行夏令营、教师集体备课、调查问卷和实地检查等。

据北京天下溪教育咨询中心负责组织编写的郝冰老师说,他们在组织编写《草海的故事》、《霍林河流过的地方》、《白鹤小云》、《与鹤共舞》、《扎龙》等一系列地方乡土教材时,都做了这样的推广活动。效果看来还是很不错的。

但是,许多公益组织也反映,他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很多。比如,应试教育的压力下,地方教育部门、学校、教师和学生对乡土教材普遍不是很感兴趣。

此外,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费后,乡土教材的推广只能是免费进行,教材编写和发行成本只有通过民间组织来出资或通过向基金会申请获得。

还有一个问题是,编写完成的教材进入学校后,往往是发到学生手里,就成了没有人去管的课外自愿阅读的读物了,真正的效果比较微弱。但专家们认为,校园的实践课、学生社团活动、思想品德课等众多途径都将是乡土教材的有效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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