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年乡土教材演变述评 李素梅 滕星

中国百年乡土教材演变述评

李素梅  滕星

[摘要]依据大量散见的史料,进行系统的梳理分析,将中国百年乡土教材的发端、演变脉络总结为三个时期五次高峰期,认为中国乡土教材源于舶来成于传统;伴随于乡土教育运动;适应于教育改革运动,普及面广而作用为补充;存在着有发展空间无实施保证、体系上与学校教育的其他内容相对脱节、其功能作用或被夸大或被忽视、缺乏相应的师资、相应理论建设不够、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总结等局限。

[关键词]乡土教材;百年演变;述评

 

一、百年乡土教材的发端

考证中国百年乡土教材的发端,需追溯中国乡土教育的渊源。在中国,清末新政期间,晚清政府推行一系列新政,都以日本和德国为楷模,可由此背景入手,追溯清末乡土教育的渊源。在程美宝先生的研究中曾提及“在笔者所见的乡土教材中,有编纂曾提及‘乡土史教授倡于德人柴尔支门’[1 ] (P70)……另一可兹为据的资料是序于1907 年的江西省《新修建昌县乡土志》,该县知事在总序中提到他在‘丙午(1906)春遣小儿光藻游学东瀛,万里邮函,得询悉日本小学校儿童教授要法,皆从乡土入手为多’。[2 ]可,德国和日本是清末‘乡土教育’概念的重要来源。”[1 ]光绪二十七年(1901)一月底,清政府开始在多个方面进行改革,废科举、立学部、兴学堂等措施陆续出台。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一月公布的奏定初级小学堂章程,历史、地理和格致三科内容均以乡土研究为中心;鸦片战争以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不断激化,清帝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为了摆脱这种形势,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相继在全国各地展开。随着对外交流的加强,国内教育界已经熟悉了当时西方课目体教材的编制方法,当乡土教育被提上日程后,课目体的乡土教科书也就开始出现了。与此同时,教育又必须纳入国家的统一管理中,亟须制订一个体例规范,清政府在1905 年,颁布《乡土志例目》,作为乡土教材编纂指导方案。按照清政府的想法,鼓励各地按照新颁《乡土志例目》尽快编纂乡土志,把乡土志基本内容设置为历史、政迹录、兵事录、首旧录、人类、户口、氏族、宗教、实业、地理、山、水、道路、物产、商务共15 门,每门的内容都作详细要求,并以之为各地推行乡土教育的基本素材。《例目》吸收了传统地方志的基本体例和内容特色,基本上是地方志体例,由此奠定了官方编写乡土教材的基本格局。所以,从总体上看,乡土教科书、乡土教材和乡土志一开始是并行不悖地存在着,只不过前者多由民间教育界人士所编,基本上都采用课目体,而后者则更带有官办的色彩,全部是《例目》规定的十五目体例。随着时间的推移,二者的体例、名称之间的区别才逐步弱化。

这样看来,早期的乡土教材主要包括两类,一是编纂的“乡土志”,二是按照当时为适应教育改革而兴起的各类新式教科书的模式而编撰的“乡土教科书”,两者在形式、内容以及编纂动机方面虽有区别,但在内容、概念和词汇的运用上却有着某种姻缘,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晚清政府进行教育改革时,在全国小学开展乡土教育,并编定《乡土志例目》作为模式,直接促使乡土教材的产生和兴起。

 

二、百年乡土教材的演进

(一)第一个时期:清末~20 世纪初以1903 年《奏定学堂章程》及1905 年《乡土志

例目》为标志掀起乡土教材研究的第一次高潮。清末民初中国出现的小学乡土教材是乡土志与乡土教科书,是清末民初教育改革的产物。以乡土志作为书名,较早出现的是清光绪十七年(1891)吉林《打牲乌拉地方乡土志》、黑龙江《宁古塔地方乡土志》、《阿

勒楚喀乡土志》,但它们只是应当时纂修省志的需要,收集整理并向上呈报的材料,属于普通的地方志,与后来大量出现、作为小学教材的乡土志有本质的区别。①1903 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历史、地理、格致三科内容主要以乡土研究为主,之后,教育界提出了加强对儿童的乡土教育,并编写出了一些乡土教材,如1904 年《锡金乡土历史》、《锡金乡土地理》[3 ] (P43)等等,虽然癸卯学制明确指示小学堂要实行乡土教育,但对于应该采用什么教材,却无进一步规定,可见,清末教育改革过程中,编纂教科书的责任,实际上由个别学堂、教师和出版社承担。乡土教材既须因地制宜,更不可能有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的编纂计划。但是清政府又要将教育做统一管理,在1905 年又颁布《乡土志例目》,为乡土教材的编纂提供了范例,于是作为小学乡土教材的乡土志开始大量涌现,如《辑安县乡土志(全)》、《双阳县乡土志》、《闽县乡土志(二)》、《大孤山乡土志》、《开通县乡土志》、《西安县乡土志》、《珲春乡土志》、《双山县乡土志》、《安广县乡土志》、《辑安县乡土志》、《黑龙江乡土志》、《双阳县乡土志》、《怀德县乡土志》、《扶余县伯都纳乡土志》、《辽源县乡土志》、《开通县乡土志》等等。后来,1910 年8 月吴允让辑著《东阳乡土历史》、《东阳乡土地理》共6 册,并附全县地图一大张,实开全国自编教材进行乡土教育之先。[4 ] (P167)此阶段,中国乡土教材研究也进入第一个高峰期。

总之,清末新政期间,为响应政府鼓吹乡土教育的政策,地方上的读书人便编纂乡土志和乡土教科书,作为初等教育的教材。这些教材的编纂,大多受当时各种新思潮的影响,故虽属昙花一现,却反映了清末宪政改革期间,在各种新思潮的影响下,清政府积极推动教育改革,为中国乡土教材兴起奠定了基础。

(二)第二个时期:1910~20 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一时期又分三个阶段:辛亥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及解放战争时期。其中,以1932 年教育部颁布《小学课程总纲》为标志,乡土教材研究进入第二次高峰期。

1.辛亥革命时期。

从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起,一直到1923 年止,初等小学不设史地科目,所以有些小学在1903 年时,特设乡土教材,以做补救。但是这种趋势,因为官方并不提倡,即不规定于课程中,故而后来成立了常识科,在表面可以弥补缺憾,而乡土科也就废止了。然而低年级的各科教学,却大都仍注重环境四周的事物,体现乡土教育的精神。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政府重新制定了学制,并屡加修改,但对乡土教育工作始终很重视。1914 年,教育部曾催促各县编纂乡土志或乡土教科书;1916 年,教育部规定“教授地理宜先注意于乡土之观察,以引起儿童之兴味及其爱乡思想”。[5 ] (P469)这一阶段编写的乡土教材有1919 顾缉明编、正言出版社的《乡土教材》;杨敷施等编、镇海县动员委员会文教组出版的《高级国语课本》等。

中华教育改进社在1922 至1926 年间,对于中国教育的改革做出了很大贡献。召开年会时,常有关于实行乡土教育的决议。这一时期所见乡土教材有1922 年侯鸿鉴编、奇树明新学校出版的《晋江乡土志》;1923 年刘千俊编《湘潭乡土》两本。在“全国教育会议报告(乙编)”所说“小学儿童的读物,应该顾到两方面:甲是全国公共的教材,乙是本地方特有的教材。国定的课程和国家审定的教科书,当然只可顾及全国公共的一方面;但本地方所特有的一方面,自也不可放弃。所以除将本地方所特有的教材,在教学时和全国公共的教材对比研究等外,可准各地方教育行政机关自编关于本地方特有的乡土教材的补充读物。”[6 ] (P592)但以后实际编纂者寥寥无几,足见各地对于地方教材的忽视了。

1929 年4 月,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在南京召开,通过改进全国教育方案中关于改进初等教育的计划,在课程方面,有“各市县可在课程中斟酌本地状况,编制乡土教材及实施细目,用来代替课程中的某部分……”[7 ] (P23)的规定。1930 年5 月,蔚县职业学校以县志为依据,编辑的《蔚县乡土地理志》由蔚县周刊社印刷出版。它起到了让人们了解蔚县,热爱家乡的作用。[8 ] (P73)

这时能见到的乡土教材有1930年沈石如编、高邮县立第一小学出版的《高邮县乡土表解》;李清悚、蒋子奇编、南京书店出版的《首都乡土研究》;1931 年傅恩岭编、南开中学出版的《南开中学东北地理教本》等。

2.抗日战争时期。

民国时期实施国民教育,各科均使用教育部审定的教材,抗日战争时期,除国定本外,有的学校在国语课中选讲含有民族意识和有关抗日战争的文章,有的学校还舍《公民》课本自选教材。1929 年8 月,教育部公布的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将乡土教材包含于各科作业要项和教学要点里,1931 年10 月县政府遵照国民革命军21 军司令部加授“乡土教材”的指令,乡各高级小学印发了《乡土教材编辑条例》,[9 ] (P445)由各校自编乡土教材,农职校由授课教师自编讲义。1932 年十月正式课程标准颁布,关于乡土方面的规定更多。在教学通则的第二条、第十五条以及公训、卫生、体育、社会、自然、算术、劳作、美术、音乐各科教学中均有乡土内容的具体规定。[10 ] (P5)此后乡土教材的研究便掀起了第二次高潮。

国民政府在颁布课程标准之后,各省市厅局对于乡土教材的搜编,采取积极行动,而自“九一八”国难以后,国人盛倡的民族教育、救国教育、国防教育、生产教育,都以研究本地风光,教学乡土材料,以培养儿童的爱国爱乡的观念为重要任务,于是乡土教育更为重要了。如1934 年毛觉吾编、覲县教育局铅印本《覲县小学乡土教材》以及1936 年黄国才编、覲县教育局铅印本高级小学教材,[11 ] (P306)内容涉及地理、历史等。对历史上倭患、与日本关系和浙东史学等介绍较详细。

至于乡土教材的编纂,各省情况不同。这一时期,差不多全国各小学,对于乡土教育,都在全面实行,涌现出了大量的乡土教材,有1934 年夏雨农等编、江山县教育局出版《江山县小学乡土教材参考资料》,王懋德编《大单元乡土教材实例》;1935 年,陕西省教育厅编辑室编的《各科乡土教材》;1936 年大同县乡土教材编委会编、同和书局出版的《大同县乡土教科书》;1938 年昆明实验教育局编、昆明实验教育局出版《修订昆明县小学乡土教材》;1939 年毛觉吾编、鄞县县政府出版的《鄞县战时乡土教材》;1940

年柳定生著、钟山书局出版的《四川历史》;1941 年林观得编、建国出版社出版的《福建地理》;1942 年张荫椿等编,刘诚、高时良校订,福建省政府教育厅出版的《福建省中心国民学校乡土补充教材第1、2册》;1943 年高时良著、徐君梅等编、福建省政府教育厅编辑委员会出版的《福建省的文化》等丛书;1945 年曹钧石、马精武等编,正言出版社出版的《乡土教材》丛书等等。同时也出现一批乡土教材论著,如1934 年蔡衡溪编、大华书局出版《乡土教育纲要》,1936 年曹凤南编、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乡土教育的理论与实际》,王骧编、新亚书店出版的《乡土教育研究》,1935 年徐阶平著、开华书局出版的《实际的小学教材研究》,谢永臧编、省立福州师范学校第二附属小学出版的《我校的乡土教育》和《我们的福州教学大纲》;1936 年水心著、正中书局出版的《怎样编辑地方教材》;1939 年梁上燕著、民团周刊社出版的《乡土教材编辑法》等。

在编纂乡土教材、实施乡土教育的各省中,尤以江苏浙江两省最为突出。1934 年6 月,“江苏省小学教师半月刊”曾特刊乡土教材专号,刊载了13 篇文章,[12 ]对于乡土教材的各个方面,都经论及,可算是中国第一本讨论乡土教材的专著。同年8 月,“浙江教育行政周刊”亦发刊乡土教育专号,主要刊载了14 篇文章,[13 ]对乡土教育的理论方面的问题进行了阐述,1935 年,“江苏省小学教师半月刊”又特刊乡土教学实施报告号,刊载了11 篇文章,[14 ]对各地乡土教学实施的不同方式进行报告。1935 年,上海实小还成立了本校的乡土陈列室。1937 年,教育部又颁布训令,“二年制短期小学教材应采用部编课本为原则,各地方为适应需要起见,得酌量编订乡土补充教材。”[15 ] (P638)

1938 年4 月,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订《战时各级教育实施纲要》,规定应注重各地方乡土教材。这一时期,乡土教材的研究是全方位的,对乡土教材的目的、意义、内容、范围、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可以说乡土教材研究达到了鼎盛时期。

3.解放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乡土教材相对处于滑落态势,这一时期仅能看到的有1948 年吴志尧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学乡土教学》、王伯昂编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乡土教材研究》两本专著,乡土教材也寥寥无几,主要有1946 年钟旭元、李次民编、广东省政府教育厅出版的《广东省乡土教材》,李聪编、缅云师范学校出版的《云县乡土教材》,汕头市第四小学校编辑及出版的《社会科乡土教材》,1947 年束秀东编《泰县乡土教材》,姚铭盘等编、小学教材出版社的《无锡乡土新课本》,1949 年陈宗棠著、编者自刊出版的《四川乡土常识》。

但这一时期乡土教材的内容有了一些变化,加入了政治、文化、文学、经济、英雄人物等内容。如在《泰县乡土教材》中分4 部:甲、史地概况;乙、民族英雄史迹;丙、政治和文化;丁、经济与社会。[16 ] (P172)从杨大恩在1940 年《石阡乡土教材辑要》的《自序》的叙述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当时乡土教材的历史背景及其所要达到的目的。这一时期的乡土教材也突出文学、经济的内容,在1949 年,私立大道中学、私立甘棠中学的国语教师,舍课本的一些内容,选讲鲁迅、巴金的作品;史地课亦结合社会政治经济实际,突出爱国主义思想,以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选讲教材。内容上虽有一些变化,但爱国的主题不变。

 

(三)第三个时期:1949 年至今

这一时期又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到1966 年),第二阶段( “文革”时期),第三阶段(改革开放以后) 。其中,以1958 年颁布的《教育部关于编写中小学、师范乡土教材的通知》为标志,乡土教材研究进入第三次高潮;1987 年6 月,以国家教委在浙江建德召开了全国乡土教材工作会议为标志,乡土教材研究进入第四次高峰期;199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及2001 年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的颁布,乡土教材研究迎来了第五次高峰期。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到1966 年) 。

新中国成立后,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扫盲,除统编教材外,主要的补充教材是扫盲教材。这样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批扫盲教材,如1952 年罗徵撰、河北人民出版社的《两条道儿走哪边》等,1959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文教厅编、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的《工农阅读练写课本第一册》,文字改革出版社的《扫盲阅读课本上册》, 《拼音识字课本试用本第二种下册》等,1960 年无锡市教育局编、无锡人民出版社的健富编著、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公社一年》等。新中国建立初对乡土教材提及的较少,在1952 年的博物一科中有所涉及,如在《怎样教博物》中就有所提及。1958年1 月23 日,教育部颁发“教育部关于编写中小学、师范学校乡土教材须知”,[17 ] (P10174)通知强调,中小学和师范学校地理、历史、文学等科教学都要讲授乡土教材。此后,各地为落实“通知”,纷纷编写乡土教材,成立教材编写处,编写地方教材。

从1958 年到1965 年大部分省市均编写了本省的乡土地理、乡土历史,如1958 年贵州省教师进修学校编、贵州人民出版社的《贵州地理》,王维屏编著、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江苏省乡土地理教材》;1959宝应县文教局教研室编、宝应出版社的《宝应县乡土地理教材》,广东省教育厅编、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广东省中学历史乡土教材试用本》,河南省教育厅教学指导委员会编、河南人民出版社的《河南省语文乡土教材试用本第一分册》,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教研室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的《内蒙古自治区中学历史乡土教材代用课本》;1961 年浙江教育学院编、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初中中国历史第一册浙江乡土史教材》,1962 年浙江教育学院编、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初中中国历史第三册浙江乡土史教材》,1963 年黑龙江省教育学院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黑龙江省野生植物利用试用本》,1964 年四川省教育厅教学研究室编、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四川地理》,1965年云南省教育厅审编、云南人民出版社的《云南省初级中学地理乡土教材试用本》,至此乡土教材的编纂掀起了新的高潮。但这一时期有关乡土教材研究的论著几乎没有看到,文章也很少,我们看到的只有“我们在历史教学中运用乡土教材的点滴经验”,[18 ] (P192)在个别教育理论书籍的章节中有所涉及,如“乡土教材在教学过程中的引用和运用”。[19 ] (P60)所讨论的也是乡土教材在教学中的应用,很具体,无系统讨论。

 

第二阶段( “文革”时期,1966~1976 年) 。

这一时期乡土教材的研究几乎是空白,看不到相关的论著与文章,乡土教材只有1976 石门县蒙泉中学语文乡土教材编选组、常德地区教学辅导站出版《语文乡土教材选编》,1975 上海市虹口区教师进修学校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小学语文乡土教材资料》,1971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压不住的怒火》,1974 年北京市教育局教材编写组编、人民出版社的《地理上册》几本。这一阶段乡土教材的研究几乎是空白时段。

 

第三阶段(改革开放以后) 。

十一届三中全会,同样给乡土教材的编纂与研究带来了勃勃生机,为了贯彻落实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加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国家教委于1987 年6 月3~7 日在浙江省召开了全国乡土教材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乡土教材建设的意义,研究确定了乡土教材编写的方针、内容范围,以及有关政策问题。到1990 年底,据不完全统计,3 年中,各地编写的乡土教材达二千种以上,包括了地理、历史、生物、思想品德、音乐、美术等学科,涉及小学、初中、高中各年级。”[20 ]

这一时期,就有关乡土教材如何选编的问题,有许多相关文章论述,如“乡土教材的编选”,[21 ] (P1020“怎样自编乡土教材”,[22 ] (P62)“编写出版德育乡土教材”,[23 ] (P359)“怎样组织学生自编乡土教材和开展采集民风活动?”[24 ] (P716)“编写出更多更好的乡土教材来”等。有关乡土教材搜集、使用及作用文章的也比较集中,如“乡土教材在历史教学中的作用、乡土教材的搜集和使用”,[21 ] (P117~119)“乡土教材的运用”,[25 ] (P173“利用乡土教材,进行爱国主义教育”。[26 ] (P106)还有关于乡土教材建设及调查报告,如“榕江乡土教材、定番县乡土教材调查报告”,[27 ] (P641,664)“乡土教材和社会调查”。[28 ] (P110)这一阶段的乡土教材论著有1992 年陈胜庆编著、测绘出版社的《乡土地理教育新论》,1992年杨慎德编著、测绘出版社的《中学乡土地理教学与研究》,1992 年崔粲著、辽宁教育出版社的《历史教学论纲要》等。这些论著主要是某一领域的具体论述,对乡土教材系统的、整体的论著还没有。199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又指出,要“试行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确立三级课程体系。进入21 世纪,教育部领导全国开展了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并经国务院批准,于2001 年6 月印发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纲要》提出了一些新的举措,其中包括实行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课程管理的举措。这样就明确把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分别作为国家整个课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三级课程管理中的一级,把地方和学校也作为管理和开发课程的主体之一。因此,地方课程的建设,对新一轮课程改革目标的全部实现、新的课程体系的全面建立至关重要。

有了地方课程,就要开发一些地方教材。现今的地方教材与20 世纪80 年代提出的乡土教材是有区别的。80 年代中期经历了一次中小学教学计划、课程、教学大纲和教材的大改革、大调整,此项改革和调整一直持续到90 年代初期。当时提出,为了改变教材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的脱离民族、地区、学校和学生实际的状况,教材建设要从“一纲一本”转到“一纲多本”上来,逐步做到中小学有可供选择的多种教材。为此,提出了除通用教材以外,提倡编写地方教材,包括乡土教材、中小学劳动(劳动技术)课教材和本地需要的补充教材。这些教材由地方编写和审定,在本地区推荐使用。由此可知,现今的地方教材与80 年代的乡土教材的共同点在于,都是为了促进教材的多样化,使教材能适应不同民族、地区、学校和学生的需要。

无论是地方教材还是乡土教材,《纲要》的颁布,给这些教材留有了一定的空间,地方有责任开发、设置国家课程以外的、留有空间给地方的、学年课时总数和周课时数控制在国家所规定的范围内的课程。这类课程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占国家规定的课时总数的10 %~20 %;在高中阶段,地方课程和学校选修课相加的课时占高中阶段总课时数的20 %左右。对课程,根据国家规定,地方赋有予以补充完善和改编的任务。如艺术课程,课程标准中明确提出,“活动建议”部分,“具有较大弹性和开发性,教师可以选择使用,也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进行改编”。又如农村中学课程,《纲要》中明确规定,“农村中学课程要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在达到国家课程基本要求的同时,可根据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因地制宜地设置符合当地需要的课程”。[29 ]也就是说,国家课程也给地方改编和开发课程留出了空间。此外,在国家课程里也有一部分要适应地方的需要,由地方来补充、完善和改编。新课改为学校乡土教育的创新发展注入了生机,给乡土教材带来了自己的发展空间。新课改着眼于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强调课程内容,学生现实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呼唤生活世界的回归课程综合化成为课改的重要趋向,并设置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在许多省市,一批校外乡土教育基地得到培育和开发。

乡土教育正在新理念的引领下进入中小学教育改革的视野。此后的几年间,各地纷纷编写出版自己的乡土教材,到2006 年数千种乡土教材问世,内容也逐渐丰富扩展,有关乡土教材的文章有数十篇,更多的教育专家及教育人士投身于乡土教材的研究,一些基金会及民间机构,如香港乐施基金会、北京天下溪教育机构也都把目光锁定在这一领域,为乡土教材的开发研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研究中心将“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乡土教材开发的教育人类学田野调查与基础理论研究”作为“985 工程”项目的内容之一,并积极筹备成立“中国乡土教材搜集与研究中心”、“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乡土教材陈列室”,政府对乡土教材的收藏与研究也给予高度重视,教育部民族教育司曾发函给少数民族地区,协助搜集乡土教材,中青网、中央民族大学校团委、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研究中心等单位共同发起了“中国乡土教材搜集志愿者招募活动”,这些都表明乡土教材的开发与研究进入了第五次高峰期。

 

三、百年乡土教材发展演变评价

(一)乡土教材源于舶来成于传统

从广义上说,乡土教材在中国自古就有之。但本文中所论的乡土教材是指近代开始的学校教育产生以后,相对于学校教育中所用的通用教材而言的。所以,从此意义上来说,中国的乡土教材这一概念及其事业源于舶来,是从西方引进并加以改造而成的。而这一过程的可贵之处在于从西方引进的同时就与中国的传统得到有机结合,很快就完成了本土化的使命,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理由说,中国的乡土教材虽然源于舶来却成于传统。乡土教材的这种由外来迅速转化为本土化的过程对中国当前教育改革具有重要启示。改革开放以来,在教育理论方面从国外引进了许多理论,但是从理论到实践中均出现了不适应于中国实际需要和实际情况之问题,分析其原因无非就是产生于西方文化之上的教育理论与中国的传统不适应。引进具有先进理念的教育理论本身无可厚非,然而,只引进不加改造却不如不引进,因为如此做法在客观上将张扬西方文化而无视我们自己的传统,置我优良的本土文化为西方文化的附属。

(二)乡土教材伴随于乡土教育运动

伴随清末时期改良运动而出现的乡土教材,在此以后的近半个世纪中始终与不同时期的乡土教育运动相联系,从而便带有某种政治色彩和部分承担“教育救国”之使命。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的乡土教材得到极大的发展,“五四”运动时期也得到很大的提倡,很多本土的和从西方学成归来的教育家,如梁漱溟、陈鹤琴、陶行知、蔡元培等都纷纷投身到乡土教育改良运动,将西方教育思想和中国的优良传统紧密结合,纷纷办学,编写教材,其中就出现了大量的乡土教材。这一方面探索了中国乡土教育发展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也大大促进了中国乡土教材的发展。就是说,20 世纪上半叶中国乡土教材发展的最大特点就是以乡土教育运动为动力,以为政治服务为目的。

(三)乡土教材适应于教育改革运动

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变革中,曾经出现过许多次的教育改革运动,有局部地区的,也有全国性的;有自上而下的,也有自下而上的;有较大影响的,也有影响较小的。而这些运动都带有浓重的救国强国的政治色彩和中国本土化的民族主义特点。所以,无论教育改革运动是作为政治改革的有机部分还是作为相对独立的教育发展事业,中国这些年来的教育改革运动都有一个共同之处:探索中国教育的本土化改造和与时代相适应的道路。正是这一共同性,每一次的教育改革运动,都围绕着教育中国化这一核心,从而或多或少地推动了乡土教材的发展,反过来不同时期的乡土教材都反映出了适应于教育改革运动的目的和需要。

(四)乡土教材普及面广而作用为补充

中国的乡土教材从一开始就在全国各个地区得到普及,辐射面极为广泛。无论是在大城市小城镇,还是在偏僻的乡村山区,无论是人口密集的汉族地区还是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都先后出现了种类和数量众多的乡土教材。全国在同一时期内不同地区的乡土教材虽然在内容上不尽相同,但是在学校教育中乡土教材的地位则是同样的,那就是乡土教材是作为学校教育的有效补充而得到发展的。乡土教材的这一定位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未曾变化过。这是因为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发展变化过程中,学校教育一直是贯彻国家主义的最有力武器,所以学校教育的发展变化都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学校教育从来就不是某一个体、团体或某一思想的产物,而是国家主义的产物,所以,学校教育以及作为其补充的乡土教材一直是由国家安排、调整、布置的。也只有这样,乡土教材才能得到如此广泛的普及,也只有这样乡土教材才能合理地成为学校教育的有效补充。

(五)乡土教材发展的局限

简而言之,中国乡土教材在百年演变过程中,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局限:

一是乡土教材有发展空间无实施保证。

随着《纲要》的颁布,乡土教材如同地方教材一样有了一定的发展空间,但不同的是,国家把地方课程及其教材明确纳入整个国家课程体系之中,纳入整个国家课程管理体制之中,等于是赋予了地方课程及其教材一定的法定地位,全国各地在组织实施国家课程的同时,都必须建设好自己的地方课程及其教材;而对乡土教材,过去只是提倡而已,没有把它正式纳入国家课程管理体制之中,没有赋予它一定的法定地位,对各地执行与否无任何约束,没有一定的实施保障,乡土教材的发展难免受阻。

二是体系上与学校教育的其他内容相对脱节。

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具有完整体系和严密逻辑的知识,而乡土教材反映的则是地方性的松散常识,二者在体系上始终存在着脱节,这不但影响了学校教育的质量,而且也影响着乡土教材本身的发展。

三是其功能作用或被夸大或被忽视。

乡土教材过去曾一度被赋予救国强国之使命,而近些年来客观上又一度被赋予教育理论本土化的突破口,这是对乡土教材功能的夸大。而近几十年来恢复高考以后,随着高考对基础教育的客观控制,在学校教育中乡土教材却形同虚设,这同样会影响学校教育的健康发展。

四是缺乏相应的师资。

乡土教材反映的是中国不同地区的乡土文化,而在培养师资的高一级学校中没有相应专业设置,所以,乡土教材的教学工作基本上是由其他主科教师兼任,这反映了乡土教材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也反映了乡土教材发展的局限性。

五是相应理论建设不够。

中国乡土教材尽管经历了百年的演变,但是至今仍没有完整的理论建构,不客气地说,中国乡土教材尚无自己的完整理论。

六是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总结。中国百年的乡土教材可谓丰富多彩,但是,如果想要全面了解却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原因是至今中国百年乡土教材尚未有人进行系统总结和整理,这无疑会阻碍中国乡土教材的发展。

综上所述,中国乡土教材在百年发展演变过程中起起落落,但始终具有时代特点。纵观以往的乡土教材研究,都是某一时期、某一阶段的研究,研究的内容也只是从意义、目的、内容范围,编纂、实施等方面进行,而对百年来中国乡土教材建设的过程如何,百年来中国乡土教材经历了何种演变、乡土教材中所反映的优秀传统文化如何等等问题,到目前为止,在中国无论是教育部还是学界尚未进行集中系统的研究,本文只是“抛砖引玉”之作。

 

 

[参考文献]

[ 1 ]程美宝.由爱乡而爱国:清末广东乡土教材的国家话语[J ] .历史研究,2003,(4) .

[ 2 ]新修建昌县乡上志·序[ Z] .光绪三十三年(1907),出版地不祥.

[ 3 ]王兴亮.清末民初乡土志书的编纂和乡土教育[J ]1 中国地方志,2004,(2) .

[ 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金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我国最早的乡土教材[ A ] . 金华文史资料,教育专辑,第5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5 ]中国历史档案馆. 高等小学校令施行细则[ A ]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三辑“教育”分册[ G]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 6 ]中华民国大学院编繤. 全国教育会议报告(一、二) [ R]1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429) [ G] .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1928.

[ 7 ]曹凤南编.小学乡土教育的理论与实际[M]1 上海:上海中华书局印行,1936.

[ 8 ]周清溪.蔚县最早的乡土教材[ A ] . 蔚县乡土地理志蔚县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二辑[ C]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蔚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2002.

[ 9 ]国务院法制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编辑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1958 年1~6 月[ G] .北京:法律出版社,1958.

[ 10 ]蔡衡溪.乡土教育纲要[M]1 上海:大华书局出版,1935.

[ 11 ] 《宁波词典》编委会. 宁波词典[ K]1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

[12 ]小学教师半月刊(乡土教材号) [ Z] .第一卷第十八期,南京:江苏省教育厅编印,1934.

[13 ]浙江教育行政周刊(乡土教育专号) [ Z] .第五卷第四十九、五十号合刊,杭州:浙江省教育厅印行,1934.

[14 ]江苏省小学教师半月刊(乡土教学实施报告号) [ Z]1 第二卷第十九期,南京:江苏省教育厅编印,1935.

[15 ]中国历史档案馆.教育部检发二年制短期小学暂行规程及课程标准总纲的训令[A]1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五辑“教育”编[ G]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16 ]束秀东编,丁作彬等校.泰县乡土教材[M] . 南京:中央印务局,1947.

[17 ]新中国法制研究史料通鉴编写组. 新中国法制研究史料通鉴(第6~11 卷) [ G]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 18 ]河北省涿县一中史地教研组. 中学历史教学经验选集第一集[M]1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

[19 ] (苏)沙茨基(В. П. Шацкий) 著,左翼译.教学中理论与实际的联系[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1

[20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编.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1991 [M] . 北京:改革出版社,1991.

[21 ]王前新,周明星.创新教育全书·第2 卷[M] .北京:九洲图书出版社,1999.

[22 ]顾明远.中小学学校工作实用全书·学校教学工作卷[ K]1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23 ]陶西平.北京市普通教育年鉴(1993) [ M] .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1

[24 ]王铎全.教师之友[M] .北京:文汇出版社,1991.

[25 ]于魁荣.小学历史启蒙教育[M]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26 ]刘德印,北京宣武区琉璃厂小学科研室编.提高教师素质培养学生能力实验课题论文集[C]1 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1996.

[27 ]丁世良,赵放. 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上、下[ G]1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1.

[28 ]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

[29 ]卓晴君,徐岩.关于地方课程建设的几点思考[ J ] . 中国教育学刊, 2002,(4) .

 

 

 

学界声音

社会网络